數據如今已被視為第五大生產要素。但是圍繞著數據的性質、權屬和利用規則的缺失構成了數字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平臺封禁、二選一等行為屢見不鮮。為了促進數據應用,加強數據治理,更好發揮作為未來數據的功能和作用,清華大學智能法治研究院、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研究院等清華大學的五家智庫機構聯合發起了數據利用與數據治理的系列論壇。第一期研討會“企業數據利用與治理”于2月5日舉辦。研討會聚焦個人數據和企業數據的確權、流通、利用、共享、治理等重大實踐與理論問題,以期規范數據使用,遏制平臺壟斷,保障消費者權益,促進數字經濟發展。

  保障消費者權益,促進數據確權、流通、利用、共享、治理

  在用戶與平臺企業之間,誰可以擁有數據產權?素有爭論。

  民法典第127條雖然把數據列為財產權的一種類型規定下來,但是對數據財產權的含義、性質的界定和權屬分配仍然沒有定論,以至民法典立法留白。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申衛星認為,現在需要明確數據財產權的性質與權利分配規制,通過數據權屬的清晰來促進數據利用,發揮數據的市場要素的功能和作用。

  本著共享經濟的理念,申衛星主張摒棄非此即彼的單一產權思維模式,而是基于權利分割思想,建議賦予作為數據原發者的用戶享有數據所有權,而為數據的采集、存儲、傳輸付出勞動、投資的平臺企業獲得了數據的用益權,以此構建數據所有權與數據用益權的二元結構。他反對數據共有的模式,因為這樣既不利于數據利用的效率,也不符合數據產生的邏輯。即使平臺企業為數據的產生付出了很多成本,但是不足以因此而獲得數據所有權。

  數據的商業價值主要體現在企業間數據開放中。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研究院副院長梁正認為,平臺數據類型包括行為數據、用戶特征數據等。合理合法地使用平臺數據,能夠提升經營效率,改進產品服務;此外,還能改善消費體驗,增進用戶黏性,以及發掘潛在商機,創新商業模式。

  據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胡凌教授介紹,企業平臺數據開放最普遍的做法是開放API接口,使整個平臺數據得到更快應用,創造更多價值。平臺開放接口的過程中也存在數據安全的風險,需要對開放接口進行細化的管理。另外大平臺出于平臺自身或相關產品競爭的擔憂,會屏蔽封禁一些競爭者,想要獨占這些用戶數據,并根據自身的策略和需要來使用這些數據,這種行為從社會角度來講未必是最優的。

  胡凌表示,理想的平臺是具有輸入和輸出過程的閉環機制。有人輸入數據,并吸引各方主體共同參與、使用和挖掘,進而產生新的數據,回饋到市場中來。企業參與開放數據,要兼顧公共性與企業的利益,要建立流動起來的機制,促進數據之間的融合與流動,從而發揮最優價值,并且也要滿足市場需求。

  數據安全開放利用的過程中,要確保充分利用數據中蘊含的信息及規律,也要防止泄露受法律保護的商業秘密和個人信息,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數據法學研究院院長、副教授蘇宇看來,目前數據安全開放面臨兩類特殊障礙,包括數據利用存在技術與信息雙重不對稱,數據利用無法實現風險實時監測與控制。數據安全與數據利用之間的平衡是極為專業和精巧的,設計交易規則、標準乃至數據流通政策與法律規范不能離開技術性的思考。未來,數據安全開放利用的法治建設需求包括數據確權、數據開放利用評估機制、數據安全利用的場景化治理、數據安全利用及數據交易的標準化體系。

  “數據是交流溝通、交往活動產生的痕跡,產生痕跡本身的行動就是一種勞動,在社交媒體中的行為本質就是數字勞動,數字勞動權利在平臺數據確權至關重要”。清華大學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張正清指出,理論層面完善數據產權性質至關重要,需加強對企業商業秘密和個人數據的保護。例如社交應用好友關系是否屬于用戶隱私,深圳某法院持否認觀點,原因在于從財產權角度將用戶數據進行分析,認為其以代碼或存儲文本等物質形態存在。然而如今學界在主張數據生產者的權利時,主流觀點為數據歸屬于生產者,數據起源于用戶的網絡接入行為,但是如果說賦予平臺或者企業以數字所有權,可能違背了數據由用戶引發的邏輯起點。

  對于數據治理,申衛星表示,早期主要以刑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從外部加強對數據的保護,著眼于靜態的救濟。這種消極保護模式,無法通過實現事先預防,更不能將數據作為一個獨立財產權來加以利用。清晰的產權界定才是最大的數據安全,需要從內部清晰界定數據產權,并輔之以外部保障安全的措施。

  遏制平臺壟斷,強化監管執法

  近年來,遏制超級平臺壟斷行為已經成為各國立法主流。據中國社科院國際法研究所競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黃晉介紹,歐盟正在制定《數字市場法》,將對數據平臺進一步加強反壟斷監管。

  歐盟的《數字市場法》將數據市場的大型平臺定義為“守門人”。平臺經營的核心服務是平臺內經營者接觸終端消費者的通道,一旦平臺將網絡效應嵌入到自己的平臺生態系統中,即可在數據市場占據或預期占據根深蒂固的持久地位。為了確保數據市場的公平和開放,《數字市場法》對認定為守門人的數字平臺施加了具體的義務:守門人在特定情況下應該允許第三方與自己的服務進行交互;守門人不得阻止用戶卸載任何預裝軟件或應用程序;守門人不得使用從其企業用戶獲得的數據與之競爭;守門人不得限制其用戶訪問其可能在守門人平臺之外獲得的服務。

  來自清華大學經管學院、x-lab數權經濟實驗室的鐘宏圍繞商業數據要素市場如何監管,提出新型的監管模式。數據政策有“三元悖論”,也即國家數據主權與數據安全、市場主體數據自由流動和個人權利保護,這三方主體在政策制定上只能滿足兩個。鐘宏建議我國數據監管可以更多參考歐盟數據市場的體系,建立全球數據市場,形成了產業公共數據空間來進行數據開發利用,以降低數據開發利用的成本。

  近年來,國內互聯網飛速發展,但行業管理規制粗放,電商平臺“二選一”、平臺封禁其他應用鏈接等現象不勝枚舉,造成了消費者使用互聯網應用的不便,傷害了消費者權益。

  哥本哈根大學區塊鏈與電子市場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員韓海庭認為,數據產權進行分配時,如果直接分配數據收益,會存在“信息不對稱”,個人在數據市場上存在弱勢地位,數據整合過程當中價值規模遞增,如果個體參與市場沒有辦法真正公平參與博弈。平臺匯集個人數據,但是并不代表用戶利益,而是更加傾向于產品開發,即賣方和買方在內部沒有博弈行為,造成個人利益無法保證。

  “平臺治理過程中要保護個人權利。在個人、機構和平臺的數據交易方面,個人是處于弱勢的一方,所以從消費者保護與公平出發,治理應體現對個體的保護?!鼻迦A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黨委書記劉濤雄教授表示,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之所以被重視,是因為能夠創造巨大價值,進而導致侵權、侵犯隱私、“封禁”等行為。如果數據治理導致數據市場效率下降,則與初衷背道而馳。在監管上,有關部門需要打擊侵權、保護權利,并致力于反壟斷工作的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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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wenfei